中国的本土宗教?
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是道教
道教是中国固有的宗教。其思想渊源于黄老道家,西汉时形成黄老道,东汉顺帝时(126—144年间),张道陵创建天师道,是道教正式教团的源头。
道教尊老子为教祖,奉老子《道德经》为主要经典,神仙信仰是其核心信仰。千百年来,它以其鲜明的民族性、广博的包容性和历史的传统性之特点,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乃至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均曾产生过重要影响。
道教以道立教,以教化人,追求天人合一,万物和谐的目标,提倡个人长生久视、得道成仙。道教认为“道”为万物之本源,自然之规律,造化之枢机,是道教神学思想的最高体现。
所以道教信奉的最高尊神“三清”(玉清、上清、太清)既是无上大道生化天地万物的三个过程(洪元、混元、太初三个大世纪),即道教的宇宙观,也是将“道”神格化了的三个最高天神。
道教不仅尊道而且贵德,认为道为体德为用,道为事物运转的规律性,“德”则是遵行这个规律的标尺。故主张出世不忘众生疾苦,入世不计个人得失,体道修德,功德成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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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以“道”为最高信仰。道教在中国古代鬼神崇拜观念上,以黄、老道家思想为理论根据,承袭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衍化形成。东汉末年出现大量道教组织,著名的有太平道、五斗米道。祖天师张道陵正式创立教团组织,距今已有1800年历史。
道教为多神崇拜,尊奉的神仙是将道教对“道”之信仰人格化体现。道士是道教的神职人员,全国现有住观道士3万余人。宫观是道教徒活动的场所,全国现登记开放的宫观有2千余座。
道教,是发源于古代本土中国春秋战国的方仙道
中国有几大教派
你好,你是问宗教吧?中国宗教主要有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道教。佛教在中国影响范围最大,主要分为藏传佛教和大乘佛教(这是真的,不是西游记)。藏传佛教即西藏地区信仰的佛教。大乘佛教是东部省份信仰的佛教,历史悠久。大乘佛教又分为六大宗,六宗又以禅宗影响最大。伊斯兰教又称回教,主要信徒是回族人和新疆人,信仰真主。基督教有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东正教主要在北方,新教影响最大。道教就复杂一些,因为供奉的不同,所以有一定区别,道教是本土宗教,起源于汉朝。除了上述四大宗教,中国还有一些小宗教,信仰人数一般不多,比较有名的是萨满教,主要是满族和朝鲜族信仰,但信徒不多。
中国的教派有很多,本土的都有哪些?
中国的本土教派只有道教。
道教是中国唯一本土宗教。东汉时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到南北朝时盛行起来。道教徒尊称创立者之一张道陵为天师,因而又叫“天师道”。后又分化为许多派别。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尊称他为“太上老君”。
因以“道”为最高信仰,认为“道”是化生宇宙万物的本原,故名。东汉张道陵创立的“五斗米道”为道教的定型化之始。南北朝时宗教形式逐渐完备。奉老聃为教祖,尊称“太上老君”。到金末元初又发展出主修内丹的全真派,与原来的主修符箓法术的正一派为道教两大派系。
以《道德经》(即《老子》)、《正一经》和《太平洞经》为主要经典。奉三清为最高的神,以道为最高信仰。
道教的第一所国家级道观位于洛阳上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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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的主要派别:
根据法术原理,道教可以分为丹鼎派和符箓派,即全真道和正一道,这也是各种道派经过上千年的分化合流的结果。
1、全真道亦称为全真教、全真派,是由王重阳于北宋末年建立的钟吕丹鼎道派。全真道建立了传戒和丛林制度,要求道士出家住观修行,不鼓励娶妻,不茹荤饮酒;其教以三教圆通、识心见性、独全其真为宗旨;其修炼要旨是清静无为,去情去欲,修心炼性,养气炼丹,以含耻忍辱为内修真功,以传道济世度人为外修真行,功行两全,证圣成真。
经邱处机的推动而壮大了全真道,现为世界道教主流宗派,有龙门派、华山派、清静派、三丰派、老华山派(陈氏堪舆派)、金丹南宗等支派。
2、一道正式形成于元朝大德八年(1304)元成宗册封张与材为‘正一教主’。此外还有许多民间道教派别,如福建三一教、香港先天道、韩国天道教、越南高台教、东南亚德教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道教
百度百科-中国五大宗教
中国有那些宗教,派别分别是什么?
中国目前多种宗教,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宗教。此外,还有少数民族固有宗教和民间宗教。
中国佛教主要有三大支派: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
中国道教主要有二大支派:全真道、天师道。
中国伊斯兰教主要有:逊尼派、什叶派,还有苏非派。
中国基督宗教主要有:天主教、基督教(新教),还有东正教。
中国的民间宗教很杂,从妈祖到保生大帝什么都有。
少数民族固有宗教中比较著名的有萨满教、苯教、东巴教。
中国有三大“教”是那个三个呢?
所谓三教,指的是儒、佛、道三家。
三教各有不同的主张,
儒教主张“仁、义、礼、智、信”;
佛教主张“生、老、病、死、苦”;
道教主张“金、木、水、火、土”。
“三教”,指的是儒、道、释三家[1]。三教概念的发展,可以分几个阶段,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阶段,唐宋是一个阶段,元明清是一个阶段。最初的阶段里,虽然有三教的连称,不过彼此是独立的,当然相互间都有影响,儒、道、佛三者之所以相提并论,则是偏重于它们社会功能的互补。中间的阶段是一个过渡的阶段,主要在于彼此内在意识上的流通融合,逐步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就其主流而言,依然各树一帜。只有最后的阶段才出现真正宗教形态上的三教合一。其中,第二阶段是在继续第一阶段三教功能互补的基础上更添新内容,第三阶段亦是在前二个阶段的底子上再演化出来“三教合一”的新成份,这也反映了三教合流的趋势越来越大。
三教在社会上的客观存在是三教概念出现的基础,不过三教概念的提出却是社会意识发展变化的结果。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形成是在两汉之间,虽然“佛教传来以后的中国宗教史,是儒、道、佛三教的交涉史”[2],但三教概念的出现和被社会所广泛接受,却是在魏晋南北朝时率先由佛教表现出来的,三国之前人们的论著中是没有“三教”一词的。《广弘明集》卷一载有《吴主孙权论述佛道三宗》一文,同时提及儒、道、释三家[3]。以及“牟子作《理惑论》,论儒佛思想之一致;道安以《老子》语解《般若经》;这些可以说是三教一致的最初意见”[4]。以后“暨梁武之世,三教连衡”[5],三教一词出现在文献上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了。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和佛教作为强大的社会存在已经无可置疑。时人于佛儒、佛道、儒道之间的互补共通之处,分别有很多的建议论述,尤其是“南朝人士偏于谈理,故常见三教调和之说”[6]。如孙绰在《喻道论》中云:“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7]。明僧绍则认为“佛开三世,故圆应无穷;老止生形,则教极浇淳”,所以“周孔老庄诚帝王之师”而“释迦发穷源之真唱,以明神道主所通”[8]。王治心先生就张融、顾欢等人“道同器殊”思想阐述道:“在形而上方面的道,本来是一;惟在形而下的器方面,方有释教道教之分。……这些都是六朝三教同源的意见,这种意见,影响于后世亦非常之大”[9]。此外,作为体现此类理念的人物在当时也大量出现,著名的如道士陶弘景既著“《孝经》、《论语》集注”,又“诣鄮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10]。还如沙门昙度“善三藏及《春秋》、《庄》、《老》、《易》。宋世祖、太宗并加钦赏”[11]等等,当时诸如此类的人物是很多的。存在决定意识,“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三教所依附的社会基础和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是相同或一致的”[12]。在这样的基础上,就出现了“三教”的概念。
在这一时期,由于一些帝王的崇佛,以及佛教作为一种新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生气和丰富内涵,使佛教成了三教的中心。梁武帝在其《述三教诗》中说他自己“少时学周孔”,“中复观道书”,“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最后达到“至理归无生”[13]的认识,非常形象地突出了佛教盖过其它二教的吸引力。这可以说是该时期三教关系的一个特点。
至隋唐两宋,不仅三教鼎立的局面达到了一个高潮,三教理念的交流也空前频繁。陈寅恪先生谓:“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见旧唐书肆柒经籍志下)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14]。当时,三教之间关系成了政治上的一个热门话题,隋唐宋诸朝间屡屡举行的三教辩论大会,虽然表面上呈现了三家之间的区别与矛盾,但客观上却为三教的思想交流和融合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并反映了社会政治对整合三家的需要。如唐“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诞日,御麟德殿,召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赵需、礼部郎中许孟容与渠牟及道士万参成、沙门谭延等十二人,讲论儒、道、释三教”[15]。三教在唐宋时频频进行的廷争,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陈述与辩论,结果却有了更多共同使用的词汇、概念和思维表达方式,若“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学者利其简便”[16],客观上使三教在内质上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与认同。如从唐代起开始风行中国佛教界的禅宗“是一个典型的儒、释、道三教结合的派别”[17]。甚至从唐时起“中医药学是儒、道、佛的一种共同语言和联系纽带”[18]。冻国栋先生也通过对《唐崔暟墓志》等史料的考释,认为:“儒、释、道兼习乃是隋唐时代士人及其家族的普遍趋向”[19]。同时,“中唐以后,天子生日举行有关三教的传统性活动——三教讨论”,致使“中唐产生了三教一致的思想”[20]。不过由于这些辩论的主题方向往往是在儒家经世致用的框架下展开的,目的是为了皇朝的“鼎祚克昌”和“天下大定”[21],故三教连称在唐代,虽然亦将三教置于相同的地位,但此时三教内的重心,已由佛教转入到儒家,因为“南朝的梁陈,北朝的齐隋都极力提倡佛教。唐代思反其道,便极力提倡儒家经世之术”,并作为组织上述三教辩论的出发点[22]。思想上的融会贯通必定会见诸于作为思想载体的语言,唐时三教之称也在史书上频繁出现,达到了高峰。如在《旧唐书》中,“三教”一词共出现24次,比除了《新唐书》之外的其它二十二史中此词所出现的次数加起来的总和还多。可谓彼时之三教连称,系时风所趋,深入人心。武则天时编纂《三教珠英》,参加者皆为一时之选,如“引文学之士李峤、阎朝隐、徐彦伯、张说、宋之问、崔湜、富嘉谟等”[23],这些人俱是少读经书,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此当然也会给三教在文字表达中的频率高低带来影响。
不论是魏晋还是隋唐,三教的并提,都可以说有着以下的意味:第一,表明作为社会的意识力量,儒、道、释各有影响范围,可以说三分天下,虽然其间常有高低先后之争。第二,所谓三教归一、三教一家之类的说法,不论是出于那一家之口,无一不是从维护社会道德,有利政治统治为出发点和归宿,认为在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即所谓“三教虽殊,同归于善”[24]。这种“一”致被强调的结果,实际上是将儒家理念作为三教的取舍标准,故反对三教并提的一方,也是以佛、道二家不具备能与儒家等量齐观的社会功能作为一条重要理由,认为三者在道德趋向上仍未一致,甚至还有所牴牾。不过在魏晋,乃至隋唐,反对方始终不是社会主流意见,至少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未被最高统治者所采纳。第三,三教仍然各自保持着独立的形态,不过相互间在观念和思想方式上,不断地进行交流和融合,一定程度上从外在功能上的互补加深到内在思想上的融通。第四,由于自南北朝起玄学的消退和经学的东山再起,尤其是王通、韩愈等人对新儒学的发展,一直到程朱理学的兴起,儒学主导社会意识的动能日益强大,促使三教在隋唐之后朝儒家倾向的势头也愈来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