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壬辰战争？

壬辰战争是朝鲜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卫国战争。

日本久已蓄谋侵占朝鲜，以便进而图取中国，建立太平洋沿岸的大日本帝国。作为第1步，日本封建主打算在朝鲜建立自己的统治，再利用其资源远征中国。

1592年初，日本最高当政者丰臣秀吉为入侵朝鲜，组建了一支22万人的军队，并建立了拥有数百艘舰船和9000名船员的舰队。

1592年春，日本征服者分数批向朝鲜沿海进发。

第1批部队分乘350艘舰船，于1592年5月25日在釜山登陆。数量不多的釜山守军和居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因众寡悬殊，城市终为日本人攻占。第1批部队没遇到较大的有组织的抵抗，便沿着全宁山口方向迅速向北推进。在南部沿海登陆的第2批部队经庆州、熊川和新宁数城向北推进。几乎与此同时，第3批部队在洛东江口登陆，占领了清元城，并向春川山口推进。在这几批部队登陆之后，日本将主力和其余舰队全都调往朝鲜。朝鲜封建统治集团，由于朋党之争，对侵略者无力组织抵抗。数量不多的政府军接连失利。日本人击溃了朝鲜的一支8000人的部队的抗击，夺取了全宁山口，在忠州城又击溃了另一支朝鲜部队，迅速逼近汉城。朝鲜宫廷惊慌失措，于1592年6月10日弃城出逃。

7月初，日本人兵不刃血侵入汉城。南部3个道的一支5万人的朝鲜部队试图将日军逐出京城，但未能成功。日军占领汉城以后，继续向西北和东北进攻，在临津江一带遇到朝鲜军队的坚固防御而受阻。日军使出军事计谋，佯装撤退，将朝鲜军诱出工事，接着进行反冲击将其击败。日军占领了开城和平壤，但由于朝鲜人民奋起反抗，暂时停止了进一步的推进。

朝鲜人民在非占领区普遍组织了人民义勇军——“义兵”，开展了游击战争，如：突袭敌人的要塞和兵营，特别是在夜间，隐蔽潜入敌宿营地进行骚扰；进行防御战斗；烧毁粮秣仓库和破坏敌人的交通线。

在围攻要塞和城市时，朝鲜人组织了特别突击队，并使用了“飞击震天雷”，以杀伤敌有生力量。为援助被日军围困在要塞里的守卫部队，朝鲜人经常对敌人的后方进行出其不意的引诱性突击。在这次战争中，日本人首次用火枪装备自己的步兵，数量上也占优势，这些都多少帮了日本人一点忙。

李舜臣统率的朝鲜水军的行动卓有成效，曾多次重创敌舰队，粉碎了日本陆海合击的计划。

日本入侵前，朝鲜水军共有4支独立舰队，其中有2支在战争刚一开始就损失了。只有李舜臣统辖的有85艘战舰的舰队，在陆军的支援下抗击日本舰队。6月初，这支舰队从自己的基地丽水出发，发现约50艘日本舰船泊在巨济岛东岸，便进行攻击，击沉其中的26艘。朝鲜舰队途经合浦港时，击沉日本大型战舰5艘，攻击赤珍浦港时又击毁11艘。日军有生力量遭到重大损失。在这些战斗中，李舜臣的舰只无一损失。

1592年7月9日，在李玉金的第4舰队的协同下，李舜臣在南海岛以北的泅川湾，击毁日本大型战舰12艘。在这次交战中，朝鲜人首次使用了复盖铁板的战舰——“龟船”，此种战船不易被敌炮火击伤，且配有强大火力，又具有高度机动性。

此后不久，李舜臣统率了整个朝鲜水军，对日本舰队进行了多次连续突击。1592年11月，李舜臣在釜山地区又取得了辉煌胜利。这次发现釜山地区聚集了日本的主力后，李舜臣命令自己的舰船开向那里，龟船航行在第一线。

当朝鲜水军驶近时，日海军将领决定用6个岸炮阵地的火力击退朝鲜战舰的攻击，遂将全体船员撤到岸上。但龟船不易被击伤。朝鲜人在1天之内将日本人遗弃的100艘空船焚烧殆尽。

当战斗发展到陆上时，朝鲜人发觉日本人拥有骑兵优势，便退到船上返回了基地。朝鲜的游击队、政府军和水军通过共同努力将敌人逐出了汉城，迫敌向南方撤退。

1593年4月底获得整个北朝鲜解放。日本人被迫进行和谈，企图赢得时间为新的入侵做准备。1597年初，日本重新开始进攻，但未得手。

这时，中国政府认识到日本的危险性，遂派出了14万军队入朝援助朝鲜军队和人民义勇军作战。

此时，朝鲜水军也得到了加强。日军撤向釜山，后被封锁在朝鲜南部一些港口。

1598年10月18日，李舜臣统率的水军在露梁津湾截住了500多艘企图从朝鲜运走残余部队的日本军舰，击毁近200艘。在此次交战中，日本损失1万余人。

历时7年的朝鲜人民卫国战争以彻底赶走了日本侵略者而结束。这次战争对朝鲜的发展影响很大。在战争过程中，朝鲜陆军和水军的军事学术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二、壬辰战争 求助

壬辰战争叫万历朝鲜战争（1592年—1598年），又称万历朝鲜之役、万历援朝战争（朝鲜称：壬辰倭乱；日本称：文禄・庆长の役），指明朝万历年间中朝人民抗击日本侵略朝鲜的战争。

1588年，日本太阁丰臣秀吉基本统一日本后，为了平息国内武士对分封不均的不满并为削弱各个诸侯势力。决定对外发兵，以获取更多的土地。1592年[1]  3月，丰臣秀吉共调动军队九个军团共20万人渡海至朝鲜作战，以宇喜多秀家为总指挥官。在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丰臣秀吉以朝鲜拒绝攻明为由，于4月正式开始了对朝鲜的战争。

日军在战争初期处于优势，一个月攻陷朝鲜京城，驱逐朝鲜国王李昖。明朝集结辽东及三千戚家军约4万人由李如松统领，奔赴朝鲜作战。日军在平壤之战大败后后撤，而明军因兵力也无法进行大规模作战，在碧蹄馆之战后双方开始议和。在1595年，战争第一阶段基本结束。

1597年正月，日军14万大军再侵朝鲜。朝鲜二次求援，明朝初次调集4万兵力赴朝救援，后续不断增兵，最高至7万。日军在丰臣秀吉死后难以为继，遂全部从朝鲜半岛撤退。

万历援朝战争对当时东亚的政治军事格局有着深远影响。此役是明朝对外战争最后的辉煌，不仅保卫了朝鲜半岛，进一步巩固了中朝友谊。[2]  而朝鲜从亡国到复国，实力被严重削弱。日本元气大伤，丰臣秀吉集团的势力被削弱而间接导致德川幕府崛起。明朝的国力也受到相当损耗。因此，从长远来看，万历朝鲜之役实际上起到了重新整合东亚各国政治军事力量的作用，[3]  奠定了之后三百年的东亚的和平局面。

名    称

万历朝鲜战争、壬辰倭乱、文禄・庆长之役

地    点

朝鲜半岛

时    间

1592年4月—1593年7月（第一次），1597年2月—1598年12月（第二次）

参战方

中国（明朝）、朝鲜（李氏王朝）、日本丰臣政权

结    果

中日展开议和（第一次）；明、朝鲜联军胜利，日军撤退（第二次）

参战方兵力

4万人（明朝），朝鲜无统计（第一次） 

16万人（日本，第一次）[4]  

初期4万-后期8万人（明朝） 朝鲜无统计 （第二次）[4]  

第二次：日军 140000人

伤亡情况

明朝伤亡两次战争总共伤亡3-6万，日军伤亡过10万，朝鲜不详[5]

主要指挥官

李如松、麻贵、李舜臣、陈璘等；丰臣秀吉、小西行长、黑田长政等

结    局

日军战败撤兵，中朝胜利。

主要影响

日朝断绝邦交 丰臣统治力减弱

主要战役

平壤之战 碧蹄馆之战 露梁

三、介绍一下壬辰战争

您好！

万历朝鲜战争，又称万历朝鲜之役（朝鲜：壬辰倭乱；日本：文禄・庆长の役），是指发生于十六世纪末于朝鲜半岛的局部战争。战争分为两段，前后持续七年。

1592年4月，日本权臣丰臣秀吉派遣16万人前往朝鲜，文禄之战因而揭开序幕。日军在战争初期处于优势，一个月攻陷朝鲜京城，驱逐朝鲜国王李昖。明朝廷很快便派出4万大军前去救援，日军受挫后和明朝议和，在1595年，战争第一阶段结束。

1597年正月，日军14万大军再侵朝鲜。朝鲜二次求援，明朝紧急调4万兵力赴朝迎敌，明朝后续不断增兵，最高至7万。日军在丰臣秀吉死后难以为继，遂全部从朝鲜半岛撤退。

朝鲜李朝肃宗曾言：“神宗皇帝于我国，有万世不忘之功矣。当壬辰板荡之日，苟非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则我邦其何以再造而得有今日乎？”

《明史·日本传》虽把战争的终结归结为：“秀吉死，诸倭扬帆尽归，朝鲜患亦平。然自关白侵东国，前后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朝鲜迄无胜算。至关白死，兵祸始休，诸倭亦皆退守岛巢，东南稍有安枕之日矣。然而这一说法争议很大，尤其是丧师数十万之说，明朝从战争初期一直到最终结束兵员数量仅仅增添至八万人。记载来源可能源于言官丁应泰的诬告。

四、壬辰之乱的过程

金正大元年（1232年）正月改元开兴，三月，蒙古军攻克洛阳，兵锋已到汴京城下。金朝立即全城戒严，并将城外军民全部撤进城中。为加强汴京守备，金朝一面任命括粟使者，在汴京城中搜括百姓粮食以供军用，一面以土石封闭京城各门，禁止出入，同时下令各地军队勤王。四月改元为天兴。蒙古遣使者至汴京招降，金朝封荆王子讹可为曹王，作为人质。蒙金之间暂时和议。五月，汴京发生大瘟疫，史载“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此次瘟疫之后，汴京城防进一步空虚，人心浮动。七月，“飞虎军士申福、蔡元擅杀北使唐庆等三十余人于馆，诏贳其罪，和议遂绝。”蒙古开始新一轮的围攻，此后又于八月发生军士杀郑门守卫夺门逃降蒙古军的事件，汴京守卫已经难以抵御蒙古军的进攻了。是年十二月，金哀宗决定弃城出逃，以右丞相、枢密使兼左副元帅赛不，平章政事、权枢密使兼右副元帅白撒，右副元帅兼枢密副使权参知政事讹出，兵部尚书权尚书左丞李蹊，元帅左监军行总帅府事徒单百家等率诸军扈从。参知政事兼枢密院副使完颜奴申，枢密副使兼知开封府权参知政事习捏阿不，里城四面都总领、户部尚书完颜珠颗，外城东面元帅把撒合，南面元帅术甲咬住，西面元帅崔立，北面元帅孛术鲁买奴等留守。随后出逃，先至陈留，次至黄城，后又至黄陵冈，幸河朔。次年（1233年）正月抵达黄河沿岸，金军刚刚过河蒙古军队就追到了河南岸。两军激战元帅完颜猪儿、贺都喜死之，建威都尉完颜兀论出降。随后，金哀宗一行屡战屡败，逃奔到归德，又到蔡州安定下来。1232年按照中国古代的干支纪年法为壬辰年，故而历史上将此次蒙古围攻汴京，金哀宗出逃蔡州的事件称为“壬辰之乱”。

五、壬辰之战的主要经过

一、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的原因及其备战

日本经过将近半个世界的割据战乱后，首先由织田信长，接着由丰臣秀吉完成全国政治上的统一。天正十八年（公元1590年），丰臣秀吉统一全国后，深知各大领主如德川家康等对他的服从是不坚定的。在长期割据环境中养成的好勇狠斗的武士，其领土欲是贪得无厌的。而且在统一全国进程里的领地重新分配中，丰臣秀吉所得的直辖领地并不占有绝对优势，只要德川家康等一些大武士联合起来，他将处于劣势。因此，丰臣秀吉不愿意看到这些大领主处于安宁状态。他希望把大领主在统一过程中所积蓄起来的人力物力，引向能够消耗其实力的战争中去。这样，既可使这些领主将其对领地的欲望投入到这场战争中去，而不在已形成的国内局势中制造麻烦，同时，又可在战争中消耗他们的实力，以利于自己的统治。于是，丰臣秀吉物色了朝鲜，作为制造这样一场战争的目标。

此外，丰臣秀吉选中朝鲜作为发动战争的目标，还有其他的原因。在日本统一后，迅速发展的商业资本与丰臣秀吉结合的很紧密，丰臣秀吉的经费筹措，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商人。所以，商业资本要求向外发展，特别是有倭寇经验的九州、博多、山口、界等地的商人，要求发展中断很久的对明勘合贸易时，丰臣秀吉给予了支持。为此，丰臣秀吉发出了许多“朱印状”，交给界、博多和京都等地的商人，准许其驾船赴明及南洋各国进行贸易。但是，明政府因为肃清倭寇不久，又兼对发展明日贸易极不感兴趣，持有朱印状的日本商船依旧无法开进明朝港口。丰臣秀吉很清楚，以日本海军的战斗力，是不可能迫使明政府同意发展双方的贸易关系。因此，他企图以陆军通过朝鲜，从而打开进入明朝的大门。

丰臣秀吉的这一企图，早在织田信长进行统一全国战争的时候，就在酝酿了。天正五年（公元1577年），当他还叫羽柴秀吉的时候，就曾对织田信长说：

臣借君之威武，迅速平定中国（指日本本州西部地方），而君家的宿将老臣未得领土者极多，益将中国分予之。臣更拜命征伐九州，亲平该地，并率军进入朝鲜，席卷明朝四百余州，以为皇国之版图。（注1）

由此可知，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和中国的野心，并非突然出现，实积之甚久。天正十五年（公元1587年），在他亲征九州时，曾一度流露过这种野心。他在五也二十九日给其爱妾浅野氏的信中说：

应督促朝鲜王入朝，派急使去对马。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指中国）之版图纳入我之版图。（注2）

在九州的岛津氏投降后，六月丰臣秀吉便将征服朝鲜的意图付诸实行。他命对马藩藩主宗义调赴朝鲜，招其王派使赴日，臣事秀吉。狂妄自大的丰臣救济以为日使一到，朝鲜王即派使来日称臣。宗氏父子为完成丰臣救济所交给的任务，经过多方努力，方以“报聘”的名义请朝鲜使臣赴日。天正十八年（公元1509年）三月，朝鲜使臣至京都，但丰臣秀吉等到十一月始召见。朝鲜使臣呈上朝鲜国书，祝贺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全国，并希望两国今后敦睦修好。丰臣秀吉的态度却相反，似乎他已经统治了产县，在致朝鲜国书中傲慢地说：吾将率军“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贵国先驱入朝”，是远见之举。“予入大明之日，将士卒临军营”，听侯调遣。“予原无他，只显佳名于三国而已”。（注3）朝鲜王看到丰臣秀吉的国书，感到事态严重，一方面向明政府报告，一方面作书质问丰臣秀吉“辞旨张皇，欲超入上国，而望吾国为之党，不知此言悉为而至哉。”（注4）

朝鲜王李日公虽然拒绝了丰臣秀吉关于假道朝鲜进攻蜜柑朝的要求，但是，朝鲜政府及其文武将吏，对于这样重大的事件毫无警惕之信，只派出三名管理巡视南部三道，以作为备倭工作。君臣上下高歌醉舞，耽于逸乐，毫无戒备。而派至南部三道备倭的金卒等三人，借修缮城池之机大肆搜刮，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怨声四起。当时朝鲜的名将申立和李溢，去各地所视察武器，只重视弓、矢、刀、剑等，对新式武器如鸟铳却轻视地说：“岂能尽中？”对武将的考核，也是一般的例行公事，没有认真对待。

六、壬辰、丁酉之役的起因及影响

摘要 ：公元1592年至1598年间，统一日本、时任太阁的日本领主丰臣秀吉两次发动侵朝战争（日称文禄、庆长之役，朝称壬辰倭乱、丁酉再乱，明称万历抗倭援朝战争）。此役涉及日本、朝鲜、大明三国，其起因和战局走向受多方因素决定，牵动东亚局势，对中、日、朝三国的国内外关系造成了深远影响，是一场改变国际秩序的区域性国际战争。本文主要探讨了丰臣秀吉发动战争的原因和战争给中、日、朝三国带来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 ：壬辰战争 丰臣秀吉 中朝联军 国内影响 国际关系

壬辰战争是公元1592年（壬辰年，日文禄元年，明万历二十年，朝鲜宣祖二十五年）由丰臣秀吉发动，名为出兵朝鲜，实则目标直指中国的战役。1595年中朝与日议和，第一阶段战争结束。但1597年，日本14万大军再侵朝鲜，史称“丁酉再乱”（为行文方便，本文以下“壬辰战争”泛指1592至1598年间中朝与日本的两度交战），万历再度派军参战援朝，增兵最高至7万。此役最终以丰臣秀吉离世，日军战况不利、无心恋战而撤军，中朝联军胜利而告终。两次朝鲜战争中的平壤之战、鸣梁海战、露梁海战等均为东亚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

1590年前后，丰臣秀吉经过连年征伐基本完成了日本的统一，并将关白之位让予外甥丰臣秀次而自任太阁。国内大定，这为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环境。

但另一方面，“秀吉平定群雄，非能收将士采邑，夷为郡县以治理之；不过使暂从命令耳。此等好勇斗狠之武士，逸居无事，易于叛乱”。也就是说，日本武士不同于职业军人，和平年代低级武士往往在家务农，战事起方上阵杀敌。因此，本性好斗并且对分封不满的武士在国内统一之后的管理便成了一大难题。而更令丰臣秀吉头疼的是尽管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但国内诸多大名并不服丰臣秀吉的统治甚至蠢蠢欲动，比如秀吉将妹妹下嫁、将母亲送为人质方使之臣从的德川家康（后来发生的事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国内看似平和的政权实则矛盾重重、并不稳固，那么如何转移国内矛盾、削弱大名势力、平息武士对分封不均的不满从而巩固政权？那便是发动对外战争（20世纪日本侵犯东亚诸国也有类似的考量）。

以上均为国内客观政治环境造就，但显然这其中更有丰臣秀吉个人的政治野心、性格特质与征服欲，以及国内大名、商人的欲望。早在丰臣秀吉还是“猴子”、羽柴秀吉的时候就有了以小搏大的野心，立志统一日本，时人嗤笑之，但不料他真的做到了一统天下，这时再没有人怀疑、讥笑秀吉开疆拓土、建立东亚霸权的志向了。经过对中国、印度等国的描绘和对大名武士的煽动，举国开始向往“富足”的东亚诸国，矛头直指中国。立下假道朝鲜、征服中国、再征印度的宏图后，丰臣秀吉把日本交给德川家康治理，并扬言自己战争胜利后将到宁波养老。由此，20万大军出征朝鲜，一个为亚洲帝国梦而发动的战争上演了。

彼时的朝鲜王朝正深陷激烈党争的泥沼，多年党争激化了国内矛盾，政治黑暗、经济残破不堪、军队战斗力低下、国防松垮。而大明王朝亦是走向统治的末路，政局动荡、国力衰弱、军事废弛、内忧外患，更兼北边女真人虎视眈眈，无力加强东线的军防建设。这一切都给了日本可乘之机和征伐的底气。

朝鲜宣祖王视大明为父母之邦，拒绝了丰臣秀吉的假道请求。在丰臣秀吉给朝鲜递交国书之后，朝鲜马上将日本假道朝鲜进攻中国的企图告知大明，可惜明廷并未引起重视，仅以从前倭患视之，即“ (关白平秀吉) 明年三月间要来侵犯, 必许和方解”, 并未采取针对性的防范措施。于是，在了解朝鲜与明朝国内的实际情况之后,丰臣秀吉果断决定率兵进犯朝鲜。

日本狭小的国土及国内贫乏的资源显然不能满足领主、武士、商人们的欲望，故而希望通过征服中国、开展海外贸易来追求巨大的经济利益，“对于庞大、富庶但又禁闭的中国市场, 豪商们早已垂涎已久”。而室町幕府时期足利义满与明廷建立的勘合贸易则因倭患等原因在嘉靖年间中断，故而日本通过海路贸易获取明朝物资已无可能，只能从朝鲜入手打通陆路获取明朝物资。这便是丰臣秀吉侵朝的经济目的。

而日本统一后经过丰臣秀吉的治理经营（完善经济制度、缴纳农民税收、开采银山矿山、开展贸易），国库充盈，为征伐中、朝提供了经济支持。

1543年葡萄牙人的船只遭遇风浪漂落种子岛，将铁炮（火绳枪）传入日本，这成为三国武器实力对比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明朝武器仍然领先东亚，而朝鲜作为明朝附属国也获得了明朝的铁炮和技术。明嘉靖年间东南沿海抵御倭寇期间，明军也大力发展了鸟铳、三眼铳、佛朗机炮等热兵器。而此后，相对和平的环境使得明军热兵器发展陷入停滞。朝鲜依凭明朝庇护热兵器发展更为迟钝。相反日本则迅速将火绳枪实现本土化，并广泛应用于国内战争，极大地帮助了信长和秀吉的统一大业。军备实力的突飞猛进使得日本有了进击中朝的底气，而朝鲜两京、八道不到五月相继沦陷也多仗日军的强悍军备实力。

当然另一方面，日本的航海水平相对低下，没有直接经由海洋西渡中国的勇气，这也使得日本必须先出兵距离相近的朝鲜作为跳板。

日本在经历了战国时代的洗礼之后，留下了大批能征善战的良将和武士，军队素质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而与此相反的是承平已久的明朝和朝鲜军队素质大幅下降。明军在屯田制受到破坏之后国库的军队开支日益增大，成为一笔沉重负担，再加上军队腐败、克扣军饷，逃兵现象非常严重。即便嘉靖年间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等整顿海防击退倭寇，也没有给这个文官体制的王朝的国防带来决定性的转变。

而同样重文轻武的朝鲜在中期陷入激烈党争之后更是出现文人治军、军队腐败、国防废弛的境况。而拯救朝鲜的民族英雄李舜臣甚至在开战之后还因党争（一说日本施反间计）被捕入狱。朝鲜名将柳成龙亦痛呼：“三巡察使皆文人，不闲兵务，军数虽多，而号令不一，不据险设备，真古人所谓军行如春游，安得不败者也。”

文永、弘安之役，忽必烈两次征伐日本，而朝鲜也参与了侵略日本的战争，并为忽必烈军提供船只等，这使得日本人对中、朝有着民族仇恨。

纵观日本历史，大和民族侵略邻国之举似已成为传统，尤其是朝鲜和中国。早在朝鲜三国时期，日本列岛九州倭人部落即不断侵袭新罗边界:“祗摩王十年( 121) 夏四月，倭人犯边”。高丽时期，倭寇猖獗，频扰朝鲜沿海。李氏朝鲜时期，自16世纪以来，日本更是不断侵扰朝鲜，史载: “对马岛倭人等，多数出来，陷没济浦后，近处各浦，一时攻击，熊川镇，则时方围立，城底民家，皆被兵火”。从日本长期的侵扰朝鲜行径来看，丰臣秀吉侵朝未尝没有延续历代霸权思想和侵略政策的因素。

在安土桃山时期，以大阪堺市为中心，日本与西方的贸易迅速发展，人们的视野开始走向世界，价值观受西方文明影响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542年，葡船漂至大隅之种子岛后，除了“种子岛枪”这样的物质文明，日本也迎来了精神文明——天主教。

然而，不同于织田信长对基督教的宽容，“秀吉又惧天主教之势日张，尝毁其礼堂，驱逐其传教徒。然西海将士之信教者甚多，军队强悍，善用枪铳，留在国内，非丰臣氏之利，故遣之远征，可借以杀教势。”因此，秀吉未尝不有借刀杀人、以战抑教之动机。值得一提的是，日军主将小西行长与加藤清正嫌隙甚深，这与二者分别是天主教徒和佛教徒不无关联。

文禄、庆长之役因秀吉而起，却也将秀吉乃至整个日本拖入战争的泥沼，甚至于秀吉含恨而终与战局失利被迫撤军也纠缠在一起。“秀吉悉国内之师，竭府库之力，不能越朝鲜一步，进攻中国；又不能得尺寸土地；其所得者，韩人之疾首痛心深恨日人而已。”作为丰臣秀吉后期的最重要行动，此役也成为丰臣氏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深刻影响了日本历史今后的走向。

思想文化上，此役的徒劳使得日本的霸权思想暂时破灭，避免了霸权思想的过度膨胀，其侵略扩张意图亦暂时得到遏制。此外给日本文化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将士携书籍良工归者甚众，书籍开日后江户文学之渐，良工筑日本工艺之基；但其代价，亦云奢矣”。

经济上，“兵兴后，绝开市”，日本与中朝贸易彻底破裂，经济、贸易上蒙受巨大损失。

军事上，1598年惨烈的露梁海战中，中朝联军与日本舰队均伤亡惨重，最终以日本舰队负于大明舰队和李舜臣的龟甲船而告终。而如同历史上诸多决定制海权的海战一样，此战使得日本最终丧失了东亚制海权。

政治上，为国内政权的更替埋下了伏因。秀吉损失巨大而无所获、郁郁而终，丰臣氏自此一落千丈，近江、尾张两派（又称文史派、武功派）陷入争斗，这终于给韬光养晦、潜心蛰伏多年的“五大老”之首德川家康带来了机会，最终导致了丰臣政权的覆灭，也牵引着日本历史走进江户时代。

对明朝而言，万历抗倭援朝间接守护了大明的领土利益。唇亡齿寒，倘若日本顺利征服朝鲜，明军就将直面日军的攻击，故而援朝亦是卫明之举，保障了明王朝甚至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但另一方面，战争毕竟是耗费国力、劳民伤财的买卖，抗倭援朝无疑也给明王朝带来了致命的不利后果和危机。

为了抗倭援朝，万历朝倾尽国力。“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失，甚至于“以这场战争为分水岭……揭开了明朝走向灭亡的帷幕”。而为了解决“万历三大征”带来的财政危机，明政府只得对百姓增收赋税，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收税愈多则阶级矛盾愈深，却又无可奈何，如此态势一直延续到李闯进京崇祯吊死煤山。再者，明王廷被朝鲜战争拖住七年，无力顾及北部边防，坐视女真迅速崛起、割据政权，且牺牲了大量关宁铁骑精锐，种下了亡国祸根。明亡后，朝鲜肃宗大王亦为此内疚不已：“皇朝之速亡，未必不由于东征。”

“设使不援朝鲜，坐视其被并吞，中国之损失，或不止此。”东征伤明，却又实属迫不得已。

毫无疑问，中朝联军击退日本军队取得卫国战争胜利的战争结果捍卫了朝鲜主权和领土的完整，维护了国家利益和本国尊严。

然而在这胜利的背后却也带来了极大的不良后果和隐患。“秀吉之用兵，受祸最深者，厥惟朝鲜。”

第一，在壬辰战争期间，党争加剧。党争、士祸是朝鲜长期存在的政治问题，在国难当头之际，内部围绕主战还是主和、选派抗倭将领等问题互相倾轧，各派系斗争愈斗愈狠，甚至于后来成为民族英雄的李舜臣在壬辰、丁酉战争期间还被捕入狱。而战后朝鲜也没有因这场战争的胜利而团结，反倒党争愈演愈烈，“作为统治阶层的两班阶层，仍热衷于攀比门阀和争当贵族，陷入了漫长的党争漩涡中”。这种情况大大威胁了朝鲜的封建统治。

第二，朝鲜经济和国力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耕地仅为战前面积的三分之一，“凤山以西，则犹有民居; 自凤山至京城，一带直路，荡无人烟，往来公差及商贾行旅，亦无过宿之地......经乱之后，八道物力，一样残破，而畿甸尤甚......（全国各地）田野未尽辟，污莱棒莽，满目萧然，畎亩阡陌，无迹可据”，可谓山河破碎。七年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口，削弱了经济，拖垮了朝鲜的国力。

第三，给朝鲜北部的边防造成了隐患。朝鲜备边司言：“我国自倭寇之后，边备荡然，黠酋之所审知也。”专注于南部海防导致了北部边防的空虚，无暇顾及女真部落的迅猛壮大，为后来后金征服朝鲜埋下了伏笔。

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后，朝日原有关系被打破，不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中断了交往。而壬辰、丁酉之役“受祸最深者，厥惟朝鲜”。“土地荒芜，人民流离，屋舍焚圮，死亡枕藉，凡七年之久。受其害者，深恨日人，渐成为历史上之习惯，牢不可破”。

丰臣秀吉死后，1599年（朝鲜宣祖三十二年）双方就试图开始和谈。1601年（朝鲜宣祖三十四年），彼时主政的德川家康授意对马岛主宗义智“修书遣使”，“悉迁降人还朝鲜, 遗书乞和”。朝鲜一方面对日本耿耿于怀、“畏倭滋甚”，认为德川家康“外托称和，内怀凶计”；另一方面“欲与倭通款,又惧开罪中国”，只得征求“父母之邦”明朝的意见。朝鲜既未得到明廷对日本求款的明确态度,又对日本深怀畏惧戒备之心,所以对日本的求款要求不予理会，第一次复交谈判以失败告终。

此后，1606年德川家康再次遣使入朝，两国关系渐渐改善；1609年（朝鲜光海君元年）德川秀忠与朝鲜重建外交关系，签订《己酉条约》，两国邦交与贸易恢复。但《己酉条约》对双方贸易有着严格的规定，朝鲜与日本官方并不亲近且心存戒备、严加防范，战争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两国之间。

壬辰战前，足利义满苦心经营下与明成祖朱棣达成的勘合贸易已经破裂多时，而壬辰一战更将两国关系继续恶化，就连民间贸易也尽中断。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加藤清正均通过释放俘虏回国等举动向明廷示好，但明廷对日本已甚是厌恶，认为“岛夷送回被虏至耳,今且解南贼四名,迹似恭顺矣。但夷性最狡,往往以与为取,则今日之通款,安知非曩日之狡谋,妥当加意提备,以防叵测”。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德川家康又通过琉球致函福建巡抚,提出允许日本船前往中国港口贸易、欢迎明朝商船赴日贸易、交换使节等要求。明廷仍视之为日本的阴谋,对其不予理睬。由此，两国关系日趋冷淡。

而明亡后，清廷在朝鲜与日本的共同抵制下始终未能与日本建立宗藩关系，由此中日间冷淡的政治关系一直持续到近代。

中朝联军并肩作战击退日本无疑更加深化了两国间的册封朝贡关系。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七月,朝鲜建宣武祠于汉城南,崇享邢玠、杨镐等,宣祖大王手书“再造藩邦”匾额感激大明“再造之恩”，谓“神宗皇帝再造之恩,自开辟以来,未闻于载籍”。

这种关系甚至一直延续到明亡清兴。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明朝派杨镐十万大军分四路围剿努尔哈赤,并要求朝鲜出兵夹击后金。当时朝鲜尽管战争创伤未愈,国力十分虚弱,但仍然毫不犹豫地“遣其将姜弘立率师助明”。此战（史称“萨尔浒之战”）明、朝联军大败，至此朝鲜光海君采取“不怒金，不怒明”灵活的外交政策。而“仁祖反正”之后，新国王李倧一改首鼠两端的政策，坚决联明抗金，谓“我国服事天朝二百余载，义即君臣，恩犹父子。壬辰再造之惠，万世不可忘也”。尽管“丁卯胡乱”、“丙子胡乱”后，朝鲜最终面临亡国的威胁，被迫与皇太极议和，但此后历代朝鲜国王依然奉大明为正朔，依然沿用崇祯年号直到民国，对清廷或阳奉阴违或公然违抗，甚至坚持“反清复明”（例如孝宗的“北伐”计划，又如康熙年间吴三桂起兵时试图配合）。

1704年（即明朝灭亡60周年之际），朝鲜肃宗李焞为了报答“神宗皇帝于我国，有万世不忘之功......当壬辰板荡之日，苟非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则我邦其何以再造而得有今日”的“再造之恩”，下旨修建大报坛，以祭祀明朝神宗皇帝（英祖时祭祀对象增加了明太祖和崇祯帝），供奉大明遗物。

由此可见，壬辰、丁酉之役使得朝鲜感恩大明“再造之恩”，反之也因此与后金（清）或势同水火或阳奉阴违，持续着尴尬的关系。深层言之，此役加深了朝鲜对中华文明的认同。

综上，壬辰、丁酉之役因丰臣秀吉而起，为日本国内外多方因素所左右。这场战争将中、日、朝三国都拖入了七年战争的泥沼，并在战后给三国及东亚国际秩序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极大程度上决定了东亚历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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